女人之家 汇聚海量女性相关资讯平台

张之洞由“清流”转向“洋务”的原因分析

2021-10-15已围观来源:互联网编辑:女人之家

张之洞由“清流”向“洋务”转变,受社会条件、政治环境、个人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,既有客观的,又有主观的,既有历史的,也有现实的。从思想观念、战略眼光、政治实践三个维度进行分析,以洞悉其准确掌握人生方向的根本原因。

兼容新旧的思想观念。张之洞一生以儒教为信仰,无论身在朝局还是疆海,始终坚守着传统的儒学教义,表现出固旧的一面。同时,他坚持力行新政,不背旧章,敢于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,在他的思维方式里,不是“非此即彼”而是“此中有彼”,并根据时局变化不断做出调整。从个人态度上看,张之洞具有“清流”的一般特征,但与其他顽固派对洋务派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又有根本不同。他对洋务派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妥协误国的对外政策方面,弹劾崇厚与俄国签订《里瓦几亚条约》,要求把崇厚“明正典刑”;指责李鸿章等人当此战云密布之际,懈懈沓沓,无所作为,“甘心畏葸,不能任战”。[3]除此之外,对洋务派在各地兴办的近代化工业、军事设施等鲜有实质性批评,即使偶有指责,也是直指洋务弊病,责难中带有鼓励,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。从思想基础看,他曾在所编撰《数目答问》、《谨陈海防事宜折》《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》中,多次介绍西洋情况,论述“师夷长技”的重要性,表明他本身已具有洋务思想。由于具备了这些基础,张之洞以“清流”起家,进入统治阶级上层后,便逐步向洋务派转变,展现出经世务实的官员形象。

灵活敏锐的时局判断。张之洞由“清流”向“洋务”转变,与他善于捕捉时局变化的能力、顺乎时代潮流的眼光密不可分。这种对时局的判断,主要体现在“两个变化”上:一是以人促变。作为“清流”上书言事,却隐藏着善于机变的内核,他能揣摩以慈溪太后为首的最高统治者的想法,直言却不固执,在朝廷“继统继嗣”、制衡洋务派、地方人事配置等关键时刻、关键问题上,坚决和慈禧太后站在一起,维护慈禧的正统地位,显露出他工于心计、精于谋略、迎合上意的良苦用心。当时局变化,慈禧太后因“清流”失去制衡洋务派的作用而日渐式微时,他也随着慈禧太后对洋务派态度的转变,逐步向洋务派靠拢。二是以事促变。抚晋期间,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出“西化”山西方案,并亲自为张之洞讲解和演示西方近代科学知识,使其茅塞顿开、惊叹不已、对“西技”“习艺”有了直观认识,逐步将“西化”方案中的兴办实业条款付诸实施。与此同时,张之洞还敏锐的观察到,已进行二十余年的洋务运动,耗费了国家大量钱财,但效果并不理想,而且弊端丛生。由此激发了强烈的历史担当,促使其转变角色,投身“洋务”,力图消除弊病,革故鼎新。

振刷维坚的政治实践。实践是修正认识的准绳。张之洞的政治生涯以1881年任山西巡抚为分界线,前后分为京官和地方官两个阶段。也就是从这一年,他的“清流”思想开始出现转变。身居京官看似“高高在上”,多数时候是“有职无权”,政治实践多以“务虚”形式体现,难以体会地方官员的责任和艰辛;地方大员手握实权,要面对具体矛盾、解决实际问题,使之更能体会国之积弱、民之维坚,使之施政思想更加注重务实管用,这一转变实有位置使然、现实使然。张之洞抚晋两年,力主“清官累,历廉洁,苏民困,核蠹弊,除吏奸”。然面对“民生重困,吏事积疲,贫弱交乘”[4]的困局,面对诸多改革举步维艰的残酷现实,深感“圣经贤传”的苍白无力,理论和实际相差之遥,使他认识到“外洋富民强国之本,实在于工”,洋务实为“养民之大经,富国之秒术,不仅为御侮计,而御自在其中矣”,迈出了向洋务转化的重要一步。督粤期间,主持对法战务,他筹款购械,饱受捉襟见肘、仰人鼻息之苦,战争的艰难残酷、双方军事装备的悬殊对比和“中国不败而败”的愤懑结果给张之洞思想上带来了的巨大冲击,加速了他向洋务派转变的进程。抚晋督粤的政治历练,使张之洞身上动辄“援引经旨,侃侃谔谔”的清流习气逐渐褪去,沿着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的轨迹,逐步走上“求强”“求富”的洋务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