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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间有大戏 旧都写从容

2021-10-15已围观来源:互联网编辑:女人之家

徐城北(前坐者)夫妇到九如巷张家。后排右至左叶稚珊、王道、张寰和夫人周孝华 徐城北作品

2021年10月11日上午,著名文史学者、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徐城北在北京去世,享年79岁。本版特邀请两位青年作家——与其甚有交往的王道和研究北京史的侯磊撰写纪念文章,以表怀念。

才子城北,梦里江南

◎王道

已经过了国庆长假,可是苏州的桂花还没有开放。迟桂花开。随手就翻起了徐城北先生的这本小书,其中不少细节都与苏州有关。记得徐城北很兴奋地说过,等身体好些,再回苏州吃点小吃。恐怕没有哪一座城市让他如此牵挂在心。曾有幸陪着他在苏州小巷里走走,也有幸在他北京新居里晒太阳,谈谈昔日的忘年交沈从文、汪曾祺以及美食旧事。

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就听友人转告我说,徐城北先生去了。说实话,心里是有准备的,因为上次去拜见城北先生时,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。尽管那已是在徐城北夫人叶稚珊精心照顾下大有恢复的状态。但是看到朋友来家,他仍是打起精神,谈笑风生,还找出论述京剧的著作签名赠送。只是在谈话时,徐先生不时地在冬日阳光下打着哈欠,一旁的夫人叶稚珊不时为他整理头发和衣服,并大声一点提醒他要回答的问题。

与苏州有了缘分

对于叶稚珊女士,很多人都是从《张家旧事》开始的。早期她在《群言》杂志,常与周有光、张允和交往,成为忘年交。于是就有了引爆张家文化的那本名著。虽然之前多次拜读过徐城北的文章,但是直到认识叶稚珊女士后才知道,他们是文坛贤伉俪。

相识不久,徐城北与叶稚珊一起来到苏州,来看苏州九如巷张家后人。当时张寰和先生健在,周孝华女士身体健朗。老朋友见面,相谈甚欢,谈到张家二姐允和,就有了更多的话题。谈到老苏州,徐城北更是耳熟能详。因为他的母亲彭子冈就是苏州名门望族,而且是民国时期风风火火的女记者,曾因探监名义采访“爱国七君子”一举成名。后来又在“重庆谈判”亲历历史事件,写出《毛泽东先生到重庆》一文,刊发后顿时轰动全国。

子冈虽然远在北京工作,但毕竟籍贯和母校都在苏州。苏州振华女中赫赫有名,虽然更名为苏州十中,其中的女中精神尚在。这座名校里出了杨绛、何泽慧、彭子冈,还有一位特殊学生费孝通。

徐城北自此便与苏州有了缘分。每当苏州十中有纪念活动,或是重大事件时都会积极与徐城北联系。母亲校园里的苏州织造府、曹雪芹祖居地、皇帝下江南驻跸处、宋代太湖石瑞云峰都成为他散文的主角,后来就连校园里也出现了徐城北的题字。

“我母亲姓彭,名雪珍,后来从事新闻工作,笔名用的是‘子冈’。她是苏州人,曾在著名的‘振华女中’就读,1934年高中毕业。”徐城北常常回忆在苏州的场景,“我上世纪80年代曾在苏州报刊写稿,后来该校领导给我写信,我便与学校取得了联系。学校的校舍特别美丽,有大片的草坪,有诸多庭园与楼阁。校舍所在地曾是曹雪芹的祖居,清乾隆六下江南曾居于此,江南三大太湖石之一的‘瑞云峰’也伫立在校园内。我曾多次趁出差机会访问十中,渐渐感情越来越浓,因为我把对母亲的爱与她的母校凝结成了一体。”

有一次,十中校长特地邀请徐城北为其中一座教学楼题字,因为学校几座教学楼拟以当年校友的名字命名。一向谦逊的徐城北听完笑笑,心里感到很为难。校方太热情了,可是这件事太难办了,“因为我知道,校友中的著名者极多,如费孝通、杨绛、何泽慧……其后才能轮到我母亲。在学校董事中,更有蔡元培等前辈。与这些人相比,我母亲‘真不能算什么’,所以这话我听过也就忘了,没有当真。”

可是校方并没有忘记,很快就来催问写好没有,还说一定要快递如何如何。徐城北这才硬着头皮找出《中国书法大词典》,把不好写的几个字分别查看一下,看究竟如何搭配才算协调。匆匆写毕,寄出。后来徐城北写的两幅“子冈楼”(横竖两幅)分别被悬挂在教学楼和传达室门边,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百年校庆。

后来,苏州十中校长一行到北京探望老校友,也都是徐城北帮忙联络。看着苏州客人吃着炒麻豆腐、豆汁、焦圈,“吃得直咬牙”,徐城北暗自好笑。但他身为美食家,到苏州也品尝当地美食,怎么也要江南客人尝尝北方口味。席间,徐城北还代苏州校长发出邀请,请北京三中校长到苏州参加十中的百年校庆。徐城北就是这么热情、乐于促成好事,即使是在退休之后,仍不忘嫁接北京和苏州两地文化、教育之间的联谊活动。

在徐城北心中,苏州这座城里有着太多的美好记忆,《母女校长》《顾妈妈》《瑞云峰大写意》《姑苏城内寒山寺》等,从他的旧文标题中即可见对于苏州的热爱。

与九如巷张家也是世交

母亲的母校百年校庆,其中有些名人的签名,如周有光、张允和、张兆和等也都是他帮着去征求的。说起来,徐家与九如巷张家也是世交。

早在抗战时期,沈从文就曾与作家徐盈、彭子冈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,还经常推荐他们的稿件刊发在文学刊物上。抗战后沈从文回北京的第一篇访谈,就是子冈刊发的。

后来沈从文进入故宫和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工作,子冈还一度推荐徐城北去向沈从文学习,因此徐城北称沈先生为“太老师”。徐城北小时候常与沈家龙朱、虎雏玩耍。沈从文是真心把徐城北当成好学生来带,为他开列了许多关于青铜器的善本书目,叫他到北京图书馆去“啃”。

可是后来徐城北还是打了退堂鼓,也不是不喜欢,还是太年轻了,待不住,就想出去闯一闯。沈从文也没说什么,一直鼓励他多读书,多写写,直到徐城北去了新疆很多年,也没有间断书信联系,有时还为他修改稿子,夸他的文笔大有进步。沈虎雏先生有一次去问徐城北借父亲寄给他的信出版,其中有一封,是沈从文晚年抒发心中感慨最深的,沈虎雏说“居然是写给你老弟的”,可见忘年交情。这些信件也成为徐城北在边疆艰苦寂寞生活之中的精神支撑。

20世纪70年代晚期,徐城北与才女叶稚珊在北京结婚。沈从文先生从东堂子胡同专程赶来,送来他们两样礼物:一是“五福(蝠)捧寿”的瓷盘;一是一小块大红洒金的宣纸,上边有他用七分钱一支的毛笔写的字:“祝两位多福长寿”。随即又用更小的毛笔字给予解释:“为国家多做好事为多福,长寿则能为国家多做几十年好事。从文敬贺。”

2017年冬,我陪浙江大学出版社罗人智上门向徐城北先生约稿,叶稚珊女士就拿出了沈从文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,漂亮喜气的彩釉大盘子,大清早年间的珍品,光彩照人;洒金的红宣纸上写着一贯的章草字体,带着殷切的关心。还有几封沈从文寄给徐城北的信件,也都是满满的情谊。在冬日的阳光下,那些旧物件散发着温馨的暖意。看得出来,徐城北、叶稚珊夫妇非常珍视这些物品。

沈从文先生去世后,徐城北仍然一如既往地到沈家拜见张兆和女士,谈起苏州旧事,说起了苏州振华女中,也谈到了张家的乐益女中。

2013年夏季,徐城北坐在轮椅上,被叶稚珊推着来到了苏州九如巷张家,再次与张寰和、周孝华见面。早在北京,他们就见过多次了。叶稚珊曾经是周有光、张允和家的常客。

来到九如巷张家,两家人一见如故。一起畅谈过去趣事,谈二姐允和的才气,也谈及苏州的变化。时过境迁。2014年冬,张寰和先生安然去世。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,一个戴着助听器,一个捏着小小的话筒,像是在说着什么悄悄话。

与汪曾祺同求一脚梨园一脚文坛

我再与徐城北先生联系,是因为要出版汪曾祺先生的食谱,需要听听先生的指点,以及汪曾祺送给他们的画作的配图。

早在徐城北和沈从文“学艺”时,沈从文就鼓励他向汪曾祺学学。巧的是,后来两人居然在一个京剧圈里。按照徐城北先生的说法,他与汪老认识近四十年,“而且从家庭背景和个人气质上讲,和他也都是很近的。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,沈先生和我父母半师半友的关系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。他汪先生是一脚梨园一脚文坛的,偏偏现在的我也力求这样做。”徐城北说他二十几岁时进入京剧团认识了汪老,“我当时还在自寻前途时,汪曾祺的戏犹如一道霞光,照亮了我自修编剧路的前程。”

我在拜读徐城北的美食著作时发现,这位美食作家看好的美食作家不过三四位名家,其中前三名分别为周作人、梁实秋和汪曾祺。

而对于汪曾祺过早病逝与酒的关系,不少人觉得如果少喝点酒,或许汪曾祺能写出更多佳作,乃至令人期待的长篇作品。但徐城北认为,“然而一切都是命,命运只让汪零散‘玩着’写短篇,他在这些短篇中集中显现了自己,这样他也就完成了自己,不虚到人间跑了这一趟。”

1992年1月,汪曾祺致信徐城北:“今年大年初一立春,是‘岁交春’,据说是大吉大利的。语云:‘千年难逢龙华会,万年难遇岁交春’。那天你可以吃一顿春饼。”

不知道徐城北那天吃没吃春饼?不过我看他特别喜欢汪曾祺的画作,还用为著作插图,图中画的是一个高高的大花瓶,又以浓墨写枝干从瓶口“倒泻”出两束梅花,还有两个可爱的毛绒小鸟,题跋是:城北稚珊平平安安。

10月12日上午,叶稚珊女士发来信息:“城北于昨天早上7:30太阳升起的时候,安静地在我身边走的……”

这个消息使我很难过,同时也觉得有点温暖,就像那一年在徐家晒太阳时,我眼前浮现的是叶老师不时起身为徐城北倒水,并摸摸他的头发,像是在照顾孩子,使人安然。

写于10月12日—13日

徐城北和他的旧京绝唱

◎侯磊

徐城北先生的去世非常突然,他生于1942年,去世时不到八十岁,总感觉他是位六十多岁的人,在曾经的一众老先生中显得特别年轻。

他著有《梅兰芳三部曲》《老北京三部曲》《老字号三部曲》等,而他的《新北京三部曲》只出版一本《认识城北》,《“三了”三部曲》只出版一本《赶上了》,他还曾想过写《新字号三部曲》等,足见他有不少著作尚未完成,很多他的个人经历、文人交往的细节都没有写下来。

曾有朋友请徐城北为汪曾祺的《人间有戏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)作序,徐先生认真地写了《戏梦人生人间有戏》一文,特别指出汪曾祺的内心始终有我行我素的一面。谈及汪曾祺曾叹息说:“我欣赏的青年,如果懂得我的内心,也就算不错了。”汪曾祺一生大材小用,内秀无比,徐城北懂汪曾祺,他们的关系处于师友之间。

若说徐城北与北京掌故,正如他的一本书名:《赶上了》。

各种特殊的时候都赶上了

徐城北的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在《大公报》工作的知识分子,他从小就接触沈从文、冯友兰、向达、潘光旦、艾青、汪曾祺等文化名人。他生于重庆,从小回到北京祖父母的四合院中。街坊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,从小就知道施大夫家的院子怎么比自家的好,二十多岁就认识了很多名家。他非常早慧、早熟,现存有一部他“文革”前自编的手稿《学步集》,扉页有他自己的毛笔题签,收录有古诗词、随笔、改编的京剧剧本《锁五龙》等,可知他于1963年便开始写古诗词,不论写得如何,那时他才21岁。

他的求学甚是勇敢。因为喜欢戏曲,毅然从师范学院退学,到戏曲学院旁听。这在现在也非常罕见,很像钢琴家傅聪在家接受音乐教育,直至比赛获奖后去国外留学,普通人家是绝不敢这么干的。等到1965年他毕业时,便面临着分配的难题。他母亲认识王震将军,就此一下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,后又到河北工作,一晃离京15年。

1980年代以后,他坐在永定河的大堤上写了一出京剧《骆驼岭》,寄给剧作家范钧宏,进而转给剧院后受到重视,奉调回京,到中国京剧院当编剧,与当年汪曾祺因《范进中举》成功后调入北京京剧院如出一辙。后来,他又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搞戏曲研究,直至成为名作家。

他童年时赶上了众多老辈知识分子,看过众多戏曲名家,又赶上了特殊年代而去四处浪游了一年半,走了22个省市。改革开放以后,他又能学有所用。

不幸的是他前半生吃了不少苦,幸运的是他后半生苦尽甘来。

新、老北京之桥

徐城北写北京掌故与其他前辈学者不同,他写了很多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“十七年掌故”。

1949年至1966年这段在当代文学史上叫“十七年文学”。从老北京研究的角度,也可以把这段单独提出来,叫老北京的“十七年时期”。那时,新的北京市政府安定了市民生活,初步修缮并改建了北京古城,改革了学制并普及了小学,初步形成了以旧城为中心,并向周边发展的城市规划草案。旧社会的一切污浊都被扫清,四处都展现出了新北京的社会万象,而古城的格局尚保留,老北京的风物中尚有部分存留,四合院中的室内布局还是八仙桌太师椅,大街上还是有老人穿长袍留胡须,一副旧文人的样子。

徐城北是念旧的人,他乐于写童年往事和年轻见闻。他不自觉地和众多“40后”北京文化人如学者赵珩、作家肖复兴、叶广芩等一起,写了大量“十七年时期”的北京掌故。他们的著作是新老北京的链接。一方面,“十七年”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北京值得研究;另一方面,如今在新中国成立前有旧京见闻的世纪老人所存无几,亲历者顶多写到“十七年时期”的北京了。

写新北京,是在徐城北搬家到鸟巢附近的楼房以后,他感受到老北京的衰退和新北京的崛起,有意识地写了《老北京三部曲》:《帝都遗韵》《巷陌民风》《透视前门》,以及《新北京三部曲》的第一本《认识城北》。据说第二本写新北京的城南,第三本计划写新北京的东部和西部,要从通州写到门头沟。他有不少文章如《737与北四环》《北京新建七环路》《北京“城”的突围史》《北京的城乡都在变》《地铁城市》等,写了北京林立的高楼、798与水立方、写搬家与房屋装修。

他看过现代城市文化方面的书,认为北京的伟大,第一是北京的“大方、大气、大度”;第二是它的“正派、正经、正直”;第三是它的“稳”和“慢”。在《四合院,我对你说……》一文中,他谈到:“今天修复四合院,最大的问题有两个:一是给什么人住,二是进来的人怎么住。北京市最近给全市200家四合院门前挂牌,我真是一则以喜,一则以忧。我不知道今后由哪些人住进去,才有可能帮助北京古都风貌的恢复?”他对北京城的建设,不是认为老的一切都好,住平房一切都好,而是思考怎样适应新生活。这就好比民国时写老北京的作者写隆福寺庙会,现在没有隆福寺,有了北五环,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老学者写隆福寺那样写写北五环呢?

徐城北的眼光很独到,只可惜太多内容限于篇幅尚未展开。

仗义执言的京剧研究家

梅兰芳研究是徐城北最为把杆儿的学术项目,留下了《梅兰芳与二十世纪》《梅兰芳艺术谭》等著作,对他的评价有不次于许姬传之说,当然从年纪和阅历上还不能跟许老并论。他是借着家中世交的关系,直接去梅、尚、程、荀家里“掏老宅子”,收集了第一手资料,在秉承京剧原有的艺术和规律下研究的。他曾于1997年在《上海戏剧》上发表系列文章《新录鬼簿》,古风十足。搞研究就要有观点,谈观点必然有意见相左的人看不惯。对此,徐城北是非常仗义执言的。

他直言批评一些演出不够成功的作品,不断放言“京剧流派从某种角度的确是老朽了”、“京剧大势已去”、李少春之后就没“角儿”了。他写过一篇《鲁迅与梅兰芳》,客观分析了鲁迅骂梅兰芳的往事。有鲁迅研究者前来商榷,批评徐先生感情用事,“偏向”梅兰芳且误读了鲁迅,甚至说:“徐先生的文章事实上正背离了他自诩的公正立场。鲁迅批评梅兰芳现象非梅本人,目的在于批判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消闲娱乐心理的病态。”

这里有个根源的问题:即新文艺家对于男旦的态度,鲁迅先生及这位批评徐城北的鲁迅研究者,对男旦——男人扮演女人做“扭捏的姿态”是不接受的。但徐城北和戏曲界的内行普遍认为,演戏当然可以男演女、女演男,如果都不能跨性别,还算什么表演艺术呢?在京剧传习时,开始并不分行当,学戏时生旦净丑都学,票友甚至不必分专门唱哪个行当,男女角色什么都会才好。以角色的性别来划分,是窄化了戏剧艺术。徐先生原文的最后一段已表达了他更为开明的思想,其视野比很多自以为新潮的年轻人都开阔:“我们需要新时期的鲁迅,我们需要新时期的梅兰芳,我们需要新时期中,让鲁迅和梅兰芳的灵魂联手合作。”

徐城北的学问是罕见的杂:天文地理、戏曲美食、文坛往事、生病反思、读书杂记、全国旅游、老年随想,以及他的童年回忆,天南地北,杂而有章。他笔下,从戏曲名角儿一直到文坛名家如邓友梅、余秋雨,从二人转到“叹五更”……从出版一套四本城北主题散文《旧都新写》《品味苏杭》《生命秋天》《无糖岁月》,到在《澳门日报》上开设专栏《品戏斋杂谈》……他说要以个人经历写成《流浪三部曲》来收尾,可惜作品没有收尾,他先归了道山。他们这代人懂得多,会得杂,见过真神,自然能留下些学问和玩意儿。

拥有如此丰富知识和阅历的学者,和学者所期待的戏曲好角儿一样,都少了。